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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可能性的艺术：通过比较理解政治（第1页）

众所周知，谈论政治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在一个政治极化的时代尤其如此。很少有什么事物能够像政治那样，激起狂热的爱恨，让陌生人成为同道，让朋友成为敌人。阅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我惊异地发现，罗伯斯庇尔曾经是死刑的反对者，但是不出数年，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政权就成为断头台的象征。阅读纳粹的历史，我看到有纳粹声称，毒气室的发明其实让死亡变得更加“人道”了——这样的残酷，竟然以“人道”之名出现。我还读过韩非子的名句，“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而他把这叫作“明主”。似乎，政治是一切关系、一切道义、一切概念的扭曲场；似乎，政治总是带来错位，理解政治的努力永远造成误解。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试图理解政治，这不仅仅是因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而且因为政治中有我们命运的源头。水手在大海上航行，努力练习航海技术，掌握气象地理知识，储备粮食物资，殊不知，最能影响这场航行成败安危的，不是水手的智识，而是大海本身的“脾气”。它波涛汹涌，水手无处可逃；它风平浪静，水手才可能岁月静好。人类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政治“绑架”，它是我们所有人脚下看不见的大海，是我们必须穿越的看不见的暴风骤雨。

这本书是我在“看理想”平台制作的一个音频课程的讲稿，是试图理解政治这个“大海”的一次努力。不过，作为一门“比较政治学”课程的讲稿，这本书并不试图对一时一地的政治做出是非判断，而恰恰是试图从“此时此地”抽离，通过历史的与全球的视野来激发新的问题与思考。很多时候，观点的不同来自视野的不同——海拔100米处看到的绿色田野，在海拔1000米处，可能不过是荒漠里的一小片绿洲，而到了海拔5000米处，这片荒漠又不过是漫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比较”是为了抽离，而抽离是为了在另一个高度反观。固然，由于政治的易燃、易爆性，这本书注定是一场智识的冒险，但我仍然奢望，对于读者，它同时也是一场发现之旅，能够呈现一些不同的风景，埋下一点挥之不去的好奇。

什么是比较政治学？

这门课的名称叫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可能性的艺术”这个说法，来自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所以我把它用在了课程的标题里。

那么，比较政治学又是什么？我是从博士期间开始学习“比较政治学”的。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我回答“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会饶有兴趣地追问：那你对美国大选怎么看？你对台湾的蓝绿之争怎么看？你对伊拉克局势怎么看？……可是，如果我回答“比较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在礼貌的微笑中陷入了沉默。为什么？大约是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比较政治学”是干什么的，听上去有点高大上，但又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好一个“政治学”，因为加上了“比较”二字，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可能有些朋友会出于直觉说，“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吧？这个说法只能说部分正确但不完全正确。事实上，如果去调查全球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领域，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只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是“国别专家”或“地区专家”，比如“拉美专家”“中国专家”“伊朗专家”等，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的在从事比较研究，其中进行国别案例比较的更是少而又少。所以，所谓“比较政治学”，其根本特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真的在进行案例比较。

那么，什么是“比较政治学”？也许一百个比较政治学者有一百个回答，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的理解是，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你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带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即使你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你的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潜在的比较。比如，当一个人追问：“为什么国家A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民主转型？”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在许多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民主转型。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在国家B民主转型带来了战乱？”同样，这个问题背后也预设了一个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和平、没有战乱的”。

所以，即使是所谓国别研究专家，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获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带入到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去。他得有那个“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才能使“见山又是山”成为一个境界。学者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

其实，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我们现在不这样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观念不强的时候，这种说法很常见。当时，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国电影，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可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米兰达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三观碎了一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但是，不，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

这些观点对不对另外说，但是，了解这些观点的存在，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非常重要。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情节，不知道“米兰达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远不会去思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欧美、印度、土耳其、乌干达……在北京也住过三年。有一次，我和他聊天，他无意中提起：“北京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城市……”他这句话说得平淡无奇，但是在我脑子里又带来“咯噔”一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陈述，而且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北京成为一个异常安全的城市？这背后有没有政治逻辑？它的政治逻辑又是什么？如果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国家的大都市长期生活的人，可能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更不会产生困惑，因为他会把都市的安全感当作“理所当然”的事物。深夜出门吃个小龙虾，泡完酒吧叫个车，清晨到公园跑个步，似乎生活“本应如此”。但是，我们都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当然”。战乱国家就不说了，即使是非战乱国家，比如墨西哥城、马尼拉、约翰内斯堡，甚至伦敦、纽约的某些街区，你都不会认为凌晨或者深夜在大街上独自走路是个好主意。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其实有时候，没有比较也没有惊喜。

所以我经常和学生讲，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他时他刻”联系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也就是说，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这正是这个课程的努力方向——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的、完整的参照系，以此来定位现实。我们知道，理解和判断的前提是参照系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年龄的大致范围，就很难判断多少岁算是长寿。如果人类年龄的极限是120岁，那么90岁就非常长寿了，但是如果极限是300岁，那么90岁就还是少年。同样的道理，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所以，了解其他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甚至不仅仅是出于“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情怀，也是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这门课所选择案例的多样性。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格外关注欧美和日本——这一点当然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欧美日资讯发达、研究丰富，而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欧美日国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对它们格外关注，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希望生活越变越好的心态。我本人也写过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小书——《民主的细节》。

但是，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只关注发达国家却可能是一种视野上的局限。学过社会科学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词，叫作“优胜者偏见”（survivor's bias）。什么意思呢？举例而言，如果我问我身边的人，考清华、北大容易吗？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说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我是清华的老师，身边的人大多不是清华就是北大的，就是我家门口的小超市里提着篮子买菜的，可能都有几个院士。你问这些人考清华、北大难不难，他们很可能说“不难”。但是，我们都知道，考清华、北大是非常难的，经常是一个县一年才考上一两个，说千里挑一都不为过。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只关注发达国家，我们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可能就有“优胜者偏见”。所以，正是为了调整这种可能的偏见，我在这门课里也大量选择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希望以此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比较视野。

政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