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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女人不可当选（第1页）

关于女性有获得职权的权利

继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意外败给唐纳德·特朗普之后，关于女人在这个国家的参选问题得到了普遍关注，并且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些问题绝不愚蠢—虽然正如我们最终会在这里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容易被操纵和误解。但涉及谁有资格掌握权力这个问题时，女性在许多（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处于明显的劣势。鉴于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个最为紧迫的政治需要，如果我们还完全无视女性在选举中面临的重重困难，至少是面临比她们拥有特权的男性同行更多的困难，那么这就太轻率了。我们需要明确，是否有充分有力的证据，并质问这些困难是否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还应该质问，“可当选性”的机制到底对谁有利—这些问题要到后面才能解答。

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马德琳·海尔曼与她的合作者让参与者根据人事档案里的信息来评价两个虚构的人物，一个是叫“詹姆斯”的男人，另一个是叫“安德烈娅”的女人。2詹姆斯和安德烈娅都被描述为某航空公司的助理副总裁—这是一个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领导职务。研究者通过对调人事档案袋上的名字（每换一个实验参与者，档案袋上的名字就对调一下），这样可以确保参与者获得的这两个需要评价的人的信息在总体上没有实质性差别。然而，参与者对于男性领导者表现出明显的一致偏向。具体而言，当缺乏关于其能力的明确信息时，86%的参与者会判断“詹姆斯”比 “安德烈娅”更能干—虽然在判断他们是否讨人喜欢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当文件中包含明确描述他们出色能力的信息时（指出他们俩都是在该级别员工中排名前5%的人），结果发生了变化。这一次，83%的人认为“詹姆斯”比 “安德烈娅”更讨人喜欢—虽然对于他们能力的评价并没有显著差异。有趣的是，将研究结果按参与者的性别进行细分后，结论并没有变化：男性和女性都表现出相同的偏见倾向。3

结论是：无论自己是什么性别，人们都会倾向于认为，在那些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重要职位上，男人比女人更有能力，除非有进一步的信息明确否定这一看法。而事实与此相冲突时，女性很可能会被人讨厌，特别是，会被人认为“对人有敌意”，在这个研究中，这个评价语的内容涉及诡计多端、爱出风头、自私自利、生硬粗暴、善于操纵、不可信赖。研究人员用“意想不到”来描述这个实验结果—他们还应该加上一个词：令人沮丧。如果这种偏见如此猖獗，女人怎么还有可能获胜呢？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女性面临的困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年，研究人员戴维·保罗和杰茜·史密斯对可能的选民进行了调查。他们让参与者在三名共和党人（鲁迪·朱利亚尼、约翰·麦凯恩和伊丽莎白·多尔）及两名民主党人（约翰·爱德华兹和希拉里·克林顿）中考虑，会把票投给谁。在每场一对一的对决中，女性候选人总是输给男性候选人（不论是在党内还是两党间）。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相当多的选民为了避免把票投给自己党派的女性候选人，而把票投给另一个党派的候选人—例如，民主党选民选择了共和党的男性候选人，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强烈倾向于把票投给自己党派的候选人，鉴于这个倾向，他们的这个研究为“女人不可能赢”的假设提供了真实的证据，至少是在女性参加总统竞选的情况下。4最近的调查结果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更多（同样令人沮丧）的证据，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包括略微超过一半的美国男性）想到有个女总统时，仍然感觉“很不舒服”。5

当然，我们也有充分证据表明，女性可以赢得选举，包括在与男性对手的竞争中：这里仅举一例，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政治家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6但社会心理学家推测，如果女性追求最高权力职位或者最具男性特征的权力地位，人们仍然会觉得她们令人讨厌。在一项研究中，那些被假设要竞选参议员的女性政治家基本上没有受到性别歧视，但如果明确地把她们描绘成野心勃勃追逐权力的人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性别产生的抵触效应(1)十分显著。此外，研究人员还指出，女性不需要采取太多行动就会被认为是在追逐权力：只要参加竞选总统就够了。正如他们所说，“在更加需要涉及命令、决策和权威的政治角色中（例如，美国总统、众议院议长），这种抵触效应更容易出现”。7 他们推测，类似的惩罚可能也会用在那些谋求更普通的权力职位的女性身上—例如，老板或经理，这些职位也被认为具有鲜明的男性特征。

所以，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有大量女性被选入国会甚至参议院。我们要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人们能够更加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些最普通的女性权力的形式？

海尔曼的进一步研究为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有时候女性的权力可以被容忍，以及如何被容忍提供了重要启示。海尔曼和她的同事泰勒·冲本一起开始调查，为什么有人会对女性担任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职务有偏见。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即使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女性在男性类型的工作中也可以成功，她还是会在工作环境中面临阻碍事业发展的问题—被人厌恶，在人际关系中受到贬损”。8研究者们假设这类问题源于一种观念，那就是，如果一个女人能在这样的位置上成功，那她就一定是个没有“亲和力”或“团结精神”（communality）的人，即那种缺乏善于照顾人、亲社会的品质的人—如果女性缺乏这些品质，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正如海尔曼和冲本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上普遍存在这样的规定，即“女性应该有亲和力，要表现出善于照顾人、具有社会敏感性这些特征，这些特征说明她会关心他人，例如待人友好，具有同情心，善解人意”。9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证明的那样，这些社会规范对女性的要求远比对男性要苛刻。研究者还指出，女性根本不需要明确表现出自己有不关心人的特点就会被人认为没有亲和力，并因此受到惩罚。人们往往仅仅因为一个女性在具有男性特征的领导职位上取得成功，就会推断或假设她没有亲和力。海尔曼和冲本写道：

一些调查发现，当研究参与者只是被告知这些女性管理者事业成功（没有提供其他的行为信息）时，他们就会认为这些管理者缺乏能体现亲和力的良好的人际交往的素质，认为她们自私自利、狡诈善骗、冷酷无情、善于操纵……因此，要让人们对一个女人反感，似乎只需要告诉他们，这个女人在男性类型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就足够了。10

有没有办法可以阻隔这种推断，让他们推翻这种假设呢？

可以做到。海尔曼和冲本决定使用与刚开始研究时使用的设置相类似的研究范式来调查这个问题，但有一个区别非常关键：在实验条件下，他们加入了暗示“詹姆斯”和“安德烈娅”都具有亲和态度的信息（而在控制条件(2)下，他们的这种亲和态度没有被提及，而且两个人都被描绘成能力很强的人）。结果怎么样呢？在控制条件下，参与者不喜欢安德烈娅但喜欢詹姆斯的倾向仍然非常明显（从而重复了前一研究的结果）。但是，当参与者被明确告知安德烈娅的下属认为她“善解人意而且关心他人”，说她“鼓励合作和乐于助人的行为”，“努力提高自己员工的归属感”后，结果发生了翻转：参与者更有可能选择安德烈娅作为更理想的老板，认为她是两个人中更讨人喜欢的那一个，而且评价她比詹姆斯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得更为友好。要记住，即使在这个实验中，詹姆斯也同样被描述成具有体现亲和力的特征，这个结果仍然不变。11被认为具有亲和力对于女性求职者来说至关重要，但对于男性求职者却并不重要。对于有权势的女性来说，她们必须要表现出明显的友好态度，但对于她们的男性对手来说，这却无关紧要。12

因此，不能认为男性总统候选人肯定要比能力相当或者甚至比他更有能力的女性更容易获得支持。13上述研究表明，在特定条件下，女性被认为有资格和她们的竞争对手一样，在这种男性主导的环境中掌权，或者甚至比他们更有资格。这是好消息，那么，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是这些特定条件往往无法得到满足。对于很多女性候选人来说，要想在总统选举中被认为具有亲和力，不啻为一场艰难的战斗。

“色拉狂魔埃米·克洛布查尔曾经因为助手忘记拿叉子而对他大加呵斥”，这是一个长得让人喘不过气的长标题。14《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也曾经报道过这个故事，但题目要严肃冷静得多，叫“埃米·克洛布查尔如何对待员工”。那篇报道表达了对这个两周前宣布竞选总统的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的合理关注，但在描述轶事时使用的语言几近下作。尤其是下面这段话：

参议员埃米·克洛布查尔饿着肚子却无叉子，情急之下耐心全失。

2008年，一名助手和她一起去南卡罗来纳州出差。这位助手拉着行李通过机场航站楼时为他的老板买了一份色拉，可是登机后他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在到达机舱前，他在手忙脚乱之中把塑料餐具弄丢了，而这种短途飞机上机组人员没有叉子可以提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正常：克洛布查尔女士当时就责备助手工作失误。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异乎寻常了：据四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说，她从包里拿出一把梳子，开始用梳子吃色拉。然后她把梳子交给手下员工，命令道：去洗了。15

这篇文章的开头意味深长，它没有一上来就写文章后面提到的她那些在我看来更加令人不安的行为：朝助手扔东西，指使他们做不该做的分外之事，比如经常帮她洗碗。文章的开头是从助手的视角来讲述这件（十多年前发生的）事，而且看上去是在最大程度地表现参议员当时的尴尬之态。克洛布查尔对手下工作人员的行为显然是粗暴的，人们对此表达的担忧理应得到重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故事也引起了人们的另一种不满，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一个女性上司发火，无论其理由多么无可厚非，或者多么情有可原。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一些人认为克洛布查尔的这些行为应该立即引起公众关注，认为就该这样报道，但他们对男性政治家的相关类似报道却很少关注。例如，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据一篇新的报道称，乔·拜登表面上看起来和蔼可亲，背后却是一副火爆脾气，这位前副总统经常对手下员工大发雷霆……他的一位前顾问告诉该杂志说，“每个为他工作的人都被他吼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