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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进退在一念之间（第2页）

匡互生（1891年11月1日—1933年4月22日），字人俊，号务逊，又号日休，湖南邵阳东乡长沙村人。

这个来自清末民初革新风气最为硬朗的省份之一湖南省的学子，辛亥革命时，在长沙邵阳省中学读书的他，曾跟随长沙革命军攻打巡抚衙门。在参加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这个时候的他，应该是有备而来，是打定主意，干件惊世骇俗之事。

眼见赵家楼大火骤起,傅斯年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此时,他冷静地做了件聪明事,“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这个举动对学生代表起到了保护作用。

果然,这场火引来了滔天大祸。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的同时,北洋政府就采取了行动,在现场抓了三十二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包括段锡朋、傅斯岩、许德珩、杨振声、江绍源、易克嶷等活跃分子都被北洋政府投入了监狱。其中傅斯岩是傅斯民正读北大预科的弟弟。

避风头的傅斯年没有马上回北大,而是当晚才回。第二天,学生会召开临时会议。在商量下一步的对策时，形成了两种意见。

在任何运动中，总会有激进和温和的人群，傅斯年显然是属于温和派的。会上，他和一个叫做胡霹雳的争论得特别厉害。年轻人火气大，争着争着两个人还动起手来，一怒之下，傅斯年因此而当众宣布，退出学生会，说完后便拂袖而去。大家本来是要选他当学生会临时主.席的，这样一来只能另选他人了。

傅斯年固然是在气头上做出退出的决定的。所谓冲动是魔鬼，傅斯年仓促做出的这个决定，肯定有冲动的成分，但应该也不完全是冲动的产物。

他出于那样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家庭，读了那么多的书，可以肯定，他是希望他带领的这支游行队伍，能够进行和平示威，对于火烧赵家楼，他肯定是有保留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和他的预想，是有很大落差的。也就是说，在活动中，他是做了不少的不情愿和违心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会说，群众运动那能没有过火行动，这当然不无道理。其实，更深刻的原因是，在追求民主和共和的道路上，当局和人民群众，都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对于当局，不能因为有人上街游行便认为是出了大乱子。而对于民众，能够在游行示威中保持理性。坚持在合法的范围内活动，这便是在民主制度下当局和民众成熟的一种表现。

如果，傅斯民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就会对发生的事充分的理解了，但他不是，因此，这时候的他，心很乱，也很累。

再者，他做出这个决定，肯定与他的老师胡适有关。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去直接煽动学生。

有记载：“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没有带一名青年学生，而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人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被捕之后他虽然表示认罪，却没有牵连到任何一个人。”

毫无疑问，在民主社会里，游行示威是民众表达自己诉求、意愿和主张等寻常的方式，是不同于起义和暴动的。